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將深刻改變人類的生活，引發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對現有的人類倫理與社會秩序造成一系列影響，帶來諸多倫理與社會治理問題。因此，有必要構建起“人—技術—社會—國家”的分析框架全面審視和研究人工智能社會。
其一，妥善處理人與技術的關系，研究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秉持“人本”理念。“人本”觀念萌芽于古希臘時期，是相對于“神本”、“物本”而言的，最初屬于哲學范疇，之后人本觀念才逐漸被擴展至政治、經濟和管理等領域。
時至人工智能時代，人與技術的關系仍然是需要從哲理層面予以闡釋的基本問題，如何在人工智能時代繼續秉持“人本”理念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人類之問。仍要關懷人工智能時代現實人的生存方式及生活價值，從現代科技發展、人的現實境遇、內心世界及文化境況等方面研究人的問題。要在“人—技術”的互動關系中找尋人與技術的協調發展，盡可能趨近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其二，妥善處理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研究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維持社會良好秩序。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必然引起社會變遷，從而形成智能社會。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地理空間上的流動很大，已經從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流動擴展到國際流動。在智能社會促進的社會變遷到來時，社會流動性會更強，不僅是人口的流動，還有資源的流動、技術的流動和文化的流動等。人工智能幫助人們提高生活質量，更好更快更便捷地進行生產生活和工作學習，促使新型社會狀態的生成與嬗變。這個過程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娛樂方式、人際交往模式、職業模式等。
同時也需清醒地認識到人工智能將解構現存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結構，新型社會秩序的構建將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如對于人工智能是否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存在著兩種觀點。一部分人認為，工業時代的到來使大部分勞動力失業，機器代替人工，使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即將到來的智能社會也會出現此種狀況。而另一部分人認為，這種不平等只是暫時的，下崗的勞動力雖然失去了工作機會，但是通過學習新的知識技能再就業，適應社會發展，長期來看依然平等。
事實上，人工智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助力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為人們提供更為公平的競爭機會，也會引發就業問題而影響社會穩定，甚至會因技術壟斷而加劇社會差距、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因此，在從工業社會向智能社會過渡的社會變遷轉型期，政府應該前瞻性地供應保證機會公平的法律制度，加強人們技能教育和培訓力度，減少“累積性不平等”，為智能社會做出新的貢獻。
另外，大數據帶來的資源多樣化趨勢，加劇了不同群體、不同單位和不同部門之間人群的利益多元化趨勢，促進不同主體明晰利益邊界，使利益目標更加獨立。同時又存在如何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關系和利益訴求問題。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利益需求和生活目標多樣化，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與傳統體制不同的智能社會利益協調與整合機制。
其三，妥善處理技術與國家的關系，研究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提升治國理政能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人類頗難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在人工智能時代仍然需要提升國家和政黨的治國理政能力。
智能社會有利于建立更為自由的公眾輿論平臺，為民眾自主政治參與提供了更為寬松的輿論氛圍和技術支持，同時也拓展了公民及新興利益群體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社會空間，這必將對政府治理、政黨治理和國家治理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民主法治制度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協調和解決社會利益矛盾的最重要、最文明的機制，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發展和完善民主法治依然是重要課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制度以妥善處理智能社會中技術與國家的關系依然任重道遠。(作者系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黨內法規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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